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一隅，静静伫立着一座石碑。数百年岁月磨平了石碑上的许多字迹，但一行字仍清晰可辨：“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这块“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由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随船带至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石碑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镌刻着对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颂扬和敬献。
时光荏苒。六百年前，郑和船队沿海上丝绸之路造访这个“印度洋上的明珠”国家，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六百年后，中斯两国考古学家联手实地勘察，用一把把洛阳铲，对话丝路文明，探寻共同记忆，铭刻中斯文明交流的新丰碑。
600件瓷片“拼接”千年海丝路
“公元4世纪至5世纪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间的商贸往来愈加昌盛，这使得斯里兰卡不仅成为印度洋上的关键贸易枢纽，还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斯里兰卡考古学家苏达尔尚·塞纳维拉特纳告诉记者。
2018年，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展开合作，共同研究斯里兰卡境内古代海上丝路的相关遗迹遗存，深入探寻中斯贸易、文化、宗教交流历史。去年8月起，中斯组织首次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了斯北部贾夫纳地区的20余个遗址点，发现了中国宋、元、明、清等时期的陶瓷等遗物。
贾夫纳半岛与印度大陆隔海相望。史料记载，这里有着斯里兰卡最早的港口。此次在贾夫纳地区阿莱皮蒂遗址的发掘中，中斯联合考古团队发现中国陶瓷残件600余片，时代多为北宋晚期。这些瓷片不仅印证了近千年前繁盛的中斯商贸往来，对研究当时中国陶瓷在海外的贸易和流通也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方团队介绍，阿莱皮蒂遗址出土器物以广东地区的西村窑、潮州窑为大宗，器形有碗、盘、盆、碟、壶等。另有一种青白瓷唇口碗也较常见，可能为福建窑址的产品。
北宋后期，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临近广州港的西村、潮州等窑瓷器也借交通之便走向了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海上丝路沿途各国。此次在阿莱皮蒂遗址还发现了9片耀州窑青瓷碗残片。耀州窑是北方青瓷名窑，位于今陕西省，这也说明精美的北方瓷器在当时外销瓷中仍有一席之地。
“不仅在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南部、中部等诸多地区都曾出土来自中国的陶瓷器碎片和硬币。”塞纳维拉特纳表示，斯中考古合作大有可为。
一把洛阳铲见证“同与不同”
在中国考古专家带来的诸多设备中，斯里兰卡同行对洛阳铲尤其感兴趣，他们此前未见过这种顶端呈“U”型的长铲。
“洛阳铲原是盗墓者所用，如今已成为国内考古探查的常用工具。我们用这种铲子探取深层土壤，通过辨别土质、土色，能方便快捷地确认土地上是否有人类活动踪迹。”中斯联合考古队员王建文告诉记者，一把洛阳铲，恰恰见证了中斯考古方式的同与不同。
王建文说，探查地下情况是考古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斯方沿用的是英式方法，通常用探地雷达勘察地下情况，具有探测速度快、分辨率高等优点，但如果地下遗存为土质文物，探地雷达就会有些乏力，而洛阳铲正适合这种“土中找土”的任务。
除了洛阳铲，中国考古团队还带来了无人机、测绘仪等高技术设备。有了各种设备，再加上斯方团队非常熟悉遗址情况，40天下来，双方均觉得收获颇丰。
中斯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领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陈杰回顾此次项目时说，中斯考古合作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上，两国文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相互交融，如今，我们有责任让象征着文明交融的遗迹文物重现于世”。
千里考古路上的全球化与文明观
今日的贾夫纳街区，熙熙攘攘，一片祥和。而曾经，在旷日持久的斯里兰卡内战中，贾夫纳是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的主要交火区，许多重要文物在战火中损坏，当地考古工作一度停滞不前。中斯开展的联合考古，对当地文物考古事业和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如今，中斯两国文化合作的脚步越迈越大。上海博物馆已经和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考古发掘研究、专业人员交流、文物保护和科技分析、博物馆展览与教育等方面展开更多合作。
时任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总干事古纳瓦德哈讷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双方合作不仅让斯方专家有机会了解中国考古的研究方法，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海外去考古?在王建文的一篇随笔中，或许能找出若干答案：“在全球化的当下，如果我们想要有真正全球眼光，我们就要对中国以外的文化有真正深入而持续的了解。”
作别“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者向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二楼走去。5个展柜里摆满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陶瓷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欣赏。同样，北部的贾夫纳考古博物馆和南部加勒的海事博物馆都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中国陶瓷器。这些被唤醒的文物好似串串明珠，点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上，诉说和传承着中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佳话。(朱瑞卿 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