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首要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要完成的任务，确立“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实施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将农民的利益与党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5期特约专家学者撰文，回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总结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宝贵经验，为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民问题进行了怎样的艰辛探索，才最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崔禄春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规律，把农民看作革命的主要力量，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标志着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已经成熟定型。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土地改革使当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深远影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高中华在《耕者有其田：中国土地改革及深远影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作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决定，是因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能否调动广大农民的支持，直接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取得胜利，而得到农民支持的关键就是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一转换时局的关键，将改革土地制度作为解决主要矛盾的切入口。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巨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的重大改革决策是把家庭承包经营引入集体经济，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重大决策的历史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及其显著的制度绩效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有贵在《家庭承包经营激活农村经济》中指出，家庭承包经营是基于改革开放前在集体经济建立包括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多种“包字头”责任制的实践，家庭承包经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经济理论，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成为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和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其显著的制度绩效在于激活了农村经济。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如何用好这一总抓手，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教授朱启臻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中指出，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全面振兴，其中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民最为关键。了解农民的需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乡村振兴的前提。特别是培养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类新型主体，这是由农业特点所决定的。同时，要尊重乡村规律，破除一切阻碍乡村振兴的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型城乡关系，有效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历史成就，如何守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对待，也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政策支持。要从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汲取宝贵经验，合理应用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去。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我们的独特政治和社会优势，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