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浙江某高职学校创业学院副院长的讲话视频引起了网友的热议。热议的内容主要与这位副院长所举的例子有关。大意是他们学院的一名学生7门课挂科，但学院有感于他的“创业精神”，不仅让他如期毕业，还推荐其为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在中国似乎有一个特点，有一些事情非要做到极端，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等到让人注意到时，已经是正误立判了。因此，这个高职学校创业学院的做法引发网友的批评也是必然的。
有意思的是，面对网友的批评，这位副院长回应说：“在创业学院，我们认为学业好当然是好学生，但是他(她)创业好，我们认为是更好的学生。”
其实，所谓“创业好”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因为创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初期的状态好，不见得后来会成大器;同理，初期的状态不算好，度过了艰难期，很有可能会生机盎然。可见，“创业好”不是一个明确的可以在短期内进行评价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或仅意味着浙江这所高职学校可以给任何一位创业成功人士发文凭，只要他们前来注册。而其后果，则是促使国内大学的文凭彻底的商品化。
在网友的评论中，说得最多的是“学生以学业为主”，这听上去像毕业鉴定里的老生常谈，却触及到了大学教育的核心。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学业”并非是抽象的，或者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中。也就是说，大学教育的核心以前是课堂教学，以后也仍然是。
在大学中，学业与创业并非截然对立，但它们总有一个主次之分。在社会的创业浪潮中，“双一流”大学还凭着自身的底气，没有盲目跟风，但一些三本以下的高职院校就无法淡定，上面提到的浙江某高职学校不过是跟风的典型而已。
这些学校最常见的做法是以创业实绩抵换学分，最高的抵换额达到了50个学分。如果以一门课2个学分计算，要少上25门课，以每门课3个学分算，也要少上17门课。减去以往的社会实践课程的学分，一名创业的学生至少可以少上10门课左右。这还不包括一些高职院校实行的“土政策”——“谈生意可以请假不上课”。
课堂教学关乎知识的积累，没有一定量的知识积累，不仅在知识的全面性上有所欠缺，在整体素养上也必然有所差异。经历正规的全日制大学课堂教学过程的学生，哪怕是时而走神，或并非全力以赴，其审美、气质和行为方式与培训机构或电视大学出身的毕业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例证。
这一差异来自课堂教学形成的氛围。虽然这几年“慕课”的片面提倡和电化教学手段的过度使用，正在削弱课堂教学中“人”的因素的伸张，冲淡这个氛围，但它的问题出现在管理方式和操作手段上，与氛围本身无关，更不能成为学校任意减课、学生随意翘课的借口。
学生如果执着于创业，完全可以用保留学籍的方式暂时休学，边创业、边读书也应该以遵守基本的教学规范和秩序为原则。7门课挂科还可以正常毕业，甚至被推荐为省级优秀毕业生，等于是变相地鼓励不重学业者，对于学业成绩优异者则是明显的不公。
以创业抵换学分的政策，其实仍停留在“快乐的大学”的阶段。任何不合理的减量都是退而求其次的，现在它可以减少课堂教学的量来换取一种创业的积极性，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还可以另外的理由来减少课堂教学的数量。这样无休止地减下去，大学的核心就会被一点一点地瓦解。
对目下的大学而言，课堂教学的确需要认真而合理地改进和调整。但这种改进和调整不能以资金大投入的砸钱方式轰轰烈烈地进行，特别是不应该在重要性上说得无限美好，在操作上仍采取行政式的“抓重点”、标准化以及应试教育的陈旧方法。这种让少数人继续中饱私囊的方法，只能让更多的一线教师失去教学的热情和动力。
而有关创业，比在课堂教学上减量更合理的方式是增量，即在保证原有的教学时数的基础上，另外开设有关创业的选修课程，让能者多劳，感兴趣者进趋。既不影响原有的课堂教学，又给创业者提供相应的知识支撑，这才是一举两得之策。
